译者按：埃莱娜·加罗，1920年生于墨西哥普埃布拉省，1937年与奥克塔维·帕斯结婚后不久，就随他同一些墨西哥知识分子一道，赴西班牙参加第二届文化保护国际作家大会。同行的人均属革命作家艺术家联盟的成员。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危险，西班牙内战最前线的战斗，与西班牙诗人、作家之间的友情都被埃莱娜记录在她的《1937年西班牙回忆》中了。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更是于主流意识之外寻了些更精彩的逸闻趣事以飨读者。读者会见识有着闪光的名字的人的普通的一面，也能对埃莱娜与帕斯之间的微妙情感略有体会。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卡尔·马克思。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学校的文哲系，我们只研究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德国浪漫主义者、西班牙古典主义者、墨西哥人；但马克思，没有。拉丁语是必修的，这是古希腊的根；那时的教育跟现在的很不一样。
那时的墨西哥城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里满是公园，树木，巴洛克式教堂，殖民地时期的宫殿以及现代化的楼房。城市被来自阿胡斯科山区的风吹拂着，从我们的阳台都能看见山里的小树。天很高，很蓝，晚霞很美，蔚为壮观。整个墨西哥分布着两千万居民。两千万安静的人们，正如“当代人”派的卓越诗人萨尔瓦多·诺沃所说，“两千万人民是不能犯错的”。
“当代人”这个团体于血腥的反取缔教会革命后在墨西哥重建了文化。“当代人”们不是政治家，只是些博学多识的人。他们介绍给我们T．S．艾略特，安德雷·纪德，乔伊斯，马尔拉乌斯，马拉美．．．．．．哈维尔·维亚鲁提亚，小组里的一位诗人，在圣胡安·德·雷特朗街上开了一家艺术品店，叫作“海马”。下午的时候那里就聚集着他的“当代人”朋友们。那家商店很小，玻璃柜里陈列着精挑细选出来的书籍和版画。哈维尔彬彬有礼，个头儿不高，嗓音优美，不声不响地写作他的《夜行人》。他建议我将安德雷·纪德的PERSEFONA搬上舞台。那时我是由胡里奥·布拉丘领导的大学剧团的舞蹈编导，我们曾在美术宫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荷拉尔多·迭戈（GERAR DODIEGO）的《文选》和加西亚·洛尔卡（GARCIA LORCA）的《吉普赛谣曲》传到了墨西哥，带来了一股狂潮。拉法埃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和他的爱人玛利亚·特雷莎·莱昂（MARIA TERESA LEON）也来了，将在阿斯图利亚中心做些讲座。人们对那对夫妇的美丽及拉法埃尔的书：《关于天使》谈论得很多。
恩里克·拉米雷斯·拉米雷斯（ENRIQUE RAMIREZ Y RAMIREZ），一位瘦瘦的青年，肤色略黑，大大的黑眼睛，总是穿鞋不穿袜子。他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是一位朋友把我带到那儿去的）送给我一本杂志：《建设中的苏联》，封面上有一位金发姑娘在苹果花丛中微笑。恩里克没穿袜子我并不感到惊奇，在墨西哥有这样一句话：“这里抢袜子不脱鞋。”使我惊奇的是青年组织竟然在一座老式殖民地房子里占了一间大大的屋子，却只有一张黄色的写字台和三把椅子。同一天下午，特雷莎·坡玛尔（TERESA POMAR）到来吻了恩里克。这位活泼的姑娘人称“小火炉”，据我听说是党内坡玛尔部长的女儿。
另一天，一位朋友把我从课堂里拽出来，天色昏暗时将我带到国民宫前，那儿正进行的一场示威活动。人群中有一位短发、长着男孩子脸的姑娘，她极亲切地接待了我：她叫宁法·桑托斯（NINFA SANTOS），陪着她的是位蓝眼睛的先生：埃尔米罗·阿布雷乌·戈麦斯（ERMILO ABREU GOMEZ），后来他们结了婚。从那天晚上开始，宁法和我之间就建立起一段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情。
那时候我很年轻，西班牙正爆发一场内战，而在墨西哥，不同党派的分子们在街上互相扇耳光。墨西哥人都跑到西班牙大使馆要求参加西班牙军队。“好的，好的，但是去哪一方啊？”西班牙的官员问道。回答是，“哪边都行，我就是想去杀死那些西班牙混蛋。”至少据说是这么回事。
我在马德里把这事儿讲给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他笑了起来：“这个丫头，长着张小嘴儿就是用来讲粗话的。”我比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了解情况，是因为我来自第H．西班牙区。我对他解释说，有一次过“呼喊”节（指墨西哥国庆节——译者注），南方某镇请我弟弟和表弟波尼在庆典上做王后和公主的伴童，因为他们俩都很漂亮，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家坐在革命军中的主席台上。我姐姐德娃和我从台上溜下来钻进人群。由于我们还是小孩子，只能看见一个由帽子组成的屋顶。突然，“呼喊”开始了：“墨西哥万岁！”……“万岁！”人群齐喊。“让西班牙鬼子去死吧！”“去死吧！”人群又应道。我姐姐和我逃回家里紧闭的大门前，父母既然不回来，我们就等佣人回来。我父母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冲我们吼道：“你们把庆典全毁了！你们跑哪儿去了？军队、王后、整个广场都天翻地覆地找你们。你们简直糟透了。”
之前在墨西哥时，奥克塔维·帕斯写过一首诗：《不会发生的！》。他因此被邀请去参加马德里的一次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代表大会。然而帕斯当时在尤卡坦，不晓得这回事儿。必须给他发电报。他回电做出指示：我得去革命作家艺术家联盟，说他接受了邀请并将尽快赶回墨西哥城。在“联盟”我认识了奥尔伽·科斯塔科夫斯基（OLGA KOSTAKOVSKY），一位很漂亮的女性，后来我得知她是查维斯·莫拉多（CHAVEZ MORADO）的“伴侣”。一切在几分钟之内就搞定了。去西班牙之前，帕斯在玻利瓦尔街上介绍我认识了胡安·德·拉·卡巴达（JUAN DE LA CABADA），他身边有当红的大明星安德雷阿·帕尔玛（ANDREA PALMA）相伴。他们俩邀请我们去吃冰淇淋。胡安准备了一篇小说《橡胶工人》，这小说在法国的火车上丢了。为了跟朋友们聊天，胡安到了朋友的车厢，等他想回自己的车厢时，发现那一节已在一个车站给卸下去了。他惊恐地回到朋友那里，喊着：“火车变小了，变小了！”这部他花了两年时间呆在塔巴斯科热带丛林里完成的小说再也没找回来。
去西班牙的人分成了两个小组：被邀请者小组：卡洛斯·佩伊塞尔（CARLOS PELLICER）、奥克塔维·帕斯与何塞·曼西斯德尔（JOSE MANCISIDOR）；自愿者小组：席尔维斯特雷·雷维尔塔斯（SILVESTRER EVUELTAS）、胡安·德·拉·卡巴达、费尔南多·加穆博阿（FERNANDO GAMBOA）、查维斯·莫拉多，还有玛利亚·路易莎·维拉（MARIA LUISA VERA）。
几天之后，我们被约到市中心，登上一辆面包车，开始了我们的旅行。我们先前往美国。小组成员如此混杂，以至于在德克萨斯的那些无可挑剔的小镇上，穿戴蓝色长裙、浆过的帽子，占据有利地形以兜售小筐李子的老妪们，把我们当成了一个马戏团。
胡安·德·拉·卡巴达分配了角色：加穆博阿饰经理，苏珊娜·斯蒂尔饰他的伴侣，一位健壮妇人，雷维尔塔斯演胖子，查维斯·莫拉多演小丑，奥克塔维·帕斯演个年轻的俊男，曼西斯德尔是驯兽师，胡安当吊杆演员，而我是马术师。为了不太引人注目，我们选择偏僻隐蔽的地方吃三明治。“多美的花园啊！”“保护得多好啊！”我们正说着话，突然出现一个恼怒的德克萨斯人，告诉我们说在墓地里禁止吃东西。
夜里，我们找最脏的旅馆住，为了不被由于是有色人种而拒绝。我觉得他们夸大了对美国人的侗剧。我们到纽约后，跟阿雷纳尔（ARENAL）、威尔德修（VERDECIO）、奥戈尔曼（O’GORMAN）聚在一起，他们都娶了美国太太。奥克塔维、佩伊塞尔、曼西斯德尔和我得从加拿大乘船。其他人将在纽约找船。我们差点误了去加拿大的火车。而在魁北克我们又忘了下榻的旅馆的名字，回不去了。当然，这些麻烦事的过错都是我的。
去西班牙的旅途是愉快的。我，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参加一次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尽管我既不反任何东西，也谈不上是个知识分子，我只是个学生和大学里的舞蹈编导。英国船“不列颠快船号”很不起眼，船长把话送到我的桌上，因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和胡安·马里内约（JUAN MARINELLO）散布了一个笑话，说我是一位俄国芭蕾明星，在微服旅行。胡安·马里内约说：“帕斯的小女人有艺术气质。”而我恶作剧地叫他马蒂内罗，因为他总是谈起马蒂。
从瑟堡到巴黎的旅行棒极了。我从未见过麦田里点缀着小小的红色虞美人，法国的田野之美使我时常发出惊叹，而这可让帕斯很恼火。
在巴黎的火车站，我听到有人在喊帕斯。我从窗口探出头去说：“在这儿……”。一位金发先生，穿灰色衣服，很优雅的样子，微笑着说：“不。我们找你的父亲。”他是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与他同来的有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很瘦，很年轻，琵塔·罗德里格斯（PITA RODRIGUEZ），等等。他们说：“都是些孩子……”
我只想看卢浮宫，圣雅克塔，法院大楼，内斯勒塔，听说它已被摧毁时，我感到万分难过。我已读过了阿雷杭德罗·杜玛斯（ALEJANDRO DUMAS）的东西，知道再也不会碰到一位像他一样的作家了。法国的司机很理解我：他打开出租车的顶篷，高兴地向我介绍那些建筑物，在送我们去赴晚宴之前四处兜兜风，而那些研究马克思而非阿雷杭德罗·杜玛斯的作家们正在等着呢。晚宴设在一座巨大的山洞里，赴宴的人多极了。所有的人都抢着说话，葡萄酒像海水一般流淌，可我注意到没人吃东西，他们为了继续说话，几乎没碰盘子。
同一天夜里，在演说和晚宴之后，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把我们带到一家满是臭虫的小旅店。我们坐在两张椅子上过了一夜，沮丧地迎来黎明。帕斯批评我：“你真是个资产阶级，你得坚强起来。”我读过《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那天晚上我证实它跟加德尔（GARDEL）的探戈的相似性……跟加尔西拉索多有差别啊！胡安·拉蒙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卢贡内斯式诗歌和聂鲁达式的……”我喜欢胡安·拉蒙，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在他的哈瓦那家中认识他时，他那坐在一把热带摇椅里的形象让我感到很有出入。几年以后，堂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LUIS ARAQUISTAIN）对我说：“胡安·拉蒙一直是个有怪癖的人。他对人有恐惧感。有一天下午我去他家，请他与LEVIATAN合作。一个声音从屏风后传来说：‘胡安·拉蒙不在家’，然后，那屏风踮着脚尖穿过客厅，从一扇门里消失了。您觉得怎么样，堂娜埃莱娜？”我，觉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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